分，我一直因行政部购买暖水袋的拨款申请被驳回而心中不满，同时能源部增加预算的提案却得到了一致通过。能源大臣——无用的废物，两面三刀的小人，爱出风头的孔雀，我党内的死敌巴兹尔.科伯特——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让我总手痒痒地想给他背后来上一下。他洋洋自得地说北海又发现了一个大油田，给英国经济狠狠打了一筒兴奋剂，所以他们部增加预算是理所应当。

你听过比这更荒谬的话吗？就好像是能源部在一百万年前把森林埋在北海下面似的！

我闷闷不乐，神思恍惚。十号温暖的房间也让我的酒意有点上涌，以至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在打瞌睡。总之，等内阁散会，我清醒过来，才知道和俄国人谈判的工作落到了行政部手里。天知道他们怎么在我不省人事时达成了一致意见。

这应该是外交部或者贸易部的事情吧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难不成首相又想给我一个烫手山芋？让我再当一次天然气冤大头？我甚至有点不敢跟汉弗莱提这件事，但我需要他的建议——说到底，被自己的常任秘书痛骂一顿总比递上辞呈好。

回到办公室我立刻将汉弗莱招来。“一个坏消息，汉弗莱，我们有麻烦了。”我严肃地说。

“天呐，天呐。”他非常给面子地迎合我，“您又在内阁会议上捅了什么篓子？”我得说，他的神态看上去丝毫不紧张，相反还有些期待。

“比那更糟。”我说，“他们派给我一项新任务，一份额外工作。”

伯纳德紧张地看着我。

“容我猜一下。”汉弗莱仍然非常轻松，“这项任务和即将到来的俄国人有关，对吧？”

我大吃一惊，听上去仿佛他一直守在十号门口。

“必然的事，这个皮球已经在白厅被踢了一个星期，外交部推给贸易部，贸易部推给能源部，能源部威胁说要炸了北海油田……我倒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应承下来的？自告奋勇还是众望所归？”

“当然是被巴兹尔.科伯特陷害。”我想起他就来气，那个花言巧语，顽固不化，大逆不道，骄傲自大的两面派。

汉弗莱皱起两道浓黑的眉毛，“原来是我们堪称道德楷模的能源大臣提名，而您就义不容辞了。”

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无法表示反对，因为当时我在睡觉。

“天呐，大臣！”他现在才流露出惊讶的神色，“关键时刻您怎么能睡觉？上一个这样做的是弗雷德爵士，而弗雷德爵士现在已经进上院啦！您真是……充满了勇气和魄力！”

天，别！我一听到这两个字眼就背后发麻，我试探地问他接待俄国人是否会成为一项有争议甚至有勇气的事情。

“这取决于您如何应对，应对得当是一件政绩，万一有所闪失，它将成为一项勇士的铭文。”他得体地回答。

这又是个我不懂的文官语言。我知道“有争议的”是指我会失去选票，“有勇气”是指我会失去大选，而“勇士的铭文”是什么意思呢？

“指您根本等不到下次大选，大臣。”伯纳德善解人意地解释，但我很想揍他。

我忧愁地坐下，思考着这项新工作。我该如何自保？或者说，我该如何迫使首相收回成命，把这件事踢回给马丁或者科伯特去？

“希望不大，大臣。”汉弗莱说，“他们都被俄国佬弄怕了，外交官闻到俄国人的气味就哆嗦。”

这可是个新鲜事，我询问他俄国人干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。

“卡廷森林，集体农庄，西伯利亚，这些还不够让人颤抖吗？”汉弗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慢慢地品尝，“而且俄国人的性格实在不靠谱，和我们欧洲盟友们格格不入，难以沟通。不知他们是头脑简单呢还是过多饮酒导致的冲动，比起利益来更在意一些虚无缥缈的情感。”

“死要面子活受罪。”伯纳德评价。

“死要面子活受罪。”汉弗莱赞同地重复，“举例说明吧，他们居然会为了爱情或者荣誉这类东西献出生命，历史上不乏因决斗而送命的俄国人。”

“比如普希金。”伯纳德说，“他的离世是文学史上一大损失，而如此珍贵的生命仅仅为了一个女子就消逝在枪弹之下。”

汉弗莱忧郁地点头赞同，我却有不同的意见。我对他们说这不能证明俄国人脾气异于常人，毕竟决斗一风在法国也流传深远。

“哦，法国人的决斗跟俄国人根本是两码事！”汉弗莱温和地纠正我，“俄国人一言不合，喝光了酒，掏出手枪，乓，二者之一，或者俩人一起去见上帝。法国人相距三百米互相扔扔石子，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，成为劫后余生一辈子的朋友。决斗从来没给哪个法国人带来死亡，只带来病痛：由于法国佬总跑到室外决斗，他们到老都患上了关节炎。”

他说的很对。我告诉他，这正证明了我们亲爱的欧洲盟友是多么软弱可怜，反衬得俄国人个个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

“不如说是莽夫。”汉弗莱不屑地说，“虽然我不认为法国人有什么优点，但比俄罗斯理智又聪明。俄罗斯人冲动、暴躁，手段粗暴，总想着扔氢弹，根本不讲道理。”

我不知道他的偏见由何而来，我提醒他，俄国是欧洲唯一一个能御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国家，比如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或者希特勒，都溃败在莫斯科城外。

“没错，拿破仑进入巴黎的时候法国人跪下高呼皇帝陛下，希特勒一来法国就投降，结果一样存活到现在，而且少死好几十万士兵。从长远来看法国人要聪明得多，他们懂得保存实力，所以现在法国佬满地乱跑，俄国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。”

“死要面子。”伯纳德喃喃地说。汉弗莱对我礼貌不失高傲地微微一笑，仿佛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看法。

“你怎么能这么评价，汉弗莱。”我大为惊讶，“你的论调令我震惊，这是基本的道德取舍，正义与邪恶的选择……俄罗斯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呀。”

“对错的标准是什么？道德？那不是政府该考虑的事。”他厚颜无耻地说，“什么是道德选择？一腔热血，死而后已，要命一条？不，那是做事情不计后果的表现。政府不该被虚无的爱国啦，荣誉啦这些陈词滥调所迷惑，而是谨慎观察，反复斟酌，做出真正符合国家利益长远的决定。比如说去年冬天，仅仅因为乌克兰触了他们逆鳞，俄国人就轻率地断掉了2500万美元的天然气供应。那个冬天可好过啦，整个西欧冻得瑟瑟发抖，乌克兰被骂得瑟瑟发抖，俄罗斯想着本该到手的钱心疼得瑟瑟发抖——法国人就干不出这事。他们会抗议，威胁，耍赖，但是钱该赚照样赚。”

他纯粹在诡辩，用文官的那套没原则，没正义的缺德思维评价他不了解的事情。但如果这是白厅的正常想法，我倒也明白为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