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文章的内容也很简单，就是号召教育普及，认为朝廷和皇室，有义务，为每一个大明子民提供基础教育，就算现在无法普及每一个人，也应当尽量努力地创造条件，接近这一目标。
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

“是以太平之政，莫过教化，教者，政之首也”

“朕尝闻有穷兵黩武而亡国者，有穷奢极欲而亡国者，有残民暴政而亡国者。”

“未尝闻以教育而亡国者也。”

文章最后，直接开出赏格，号召全国士子和读书人，可以主动投献自己编写的教材，只要礼部审核后，觉得有可取之处，就可得赏银两千两，录用为官。

如若写得特别好，甚至能被天子嘉奖，没有功名的，赐进士出身，并一步登天，任为礼部郎中，赏银五千。

此话一出，全国无不掀起了一波研究怎么编写教材的风潮。

报纸在最后给出了新编教材的要求和标准，其一是文本要尽量少，便于印刷普及，其二要有教育意义、准确无误，其三要便于理解，可以自学。

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何况这也不是什么上战场。

古代文人，从来就有好为人师的风气，这不仅仅只是能得到赏赐提拔，自己编写的教材，如果能得到批准，说大点，自己就能成为日后全天下年轻士子的老师啊！

要知道，上一个能达成如此成就的，还是编写《四书集注》的朱熹。

这种名利双收的巨大诱惑，实在能让每一个读书人发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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